第四十八章 赚钱的法子
孙元化一听也觉得有些为难,他知道徐光启身份敏感,在朝中树敌众多,以前有东林与皇帝的支持得以相安无事。
要是在皇城行大炮试射一事,被东林知道了,怕也很难为他说情了,这样他的老师必成为众矢之的。
但皇帝这么说了,也不能不做,只能宽慰道:
“老师也不必担忧,福兮祸所伏,祸兮福所倚。这次虽会被朝官有所非议。
但我们新铸的大炮品质精粮,试射绝对没有问题,到时候皇上在一高兴,必定会有所赏赐,让我们继续研发,这也是好的。”
徐光启自然明白这一道理,他们两个这段时间制作大炮,对其质量那是心里有底的。
但皇帝还要看看其他火器,火铳、佛郎机炮等火器的质量他却不敢保证。
事到如今,也只能对这些火器精挑细选,期望不要出事了。
这时军器局主事宗承旨收到徐光启回来的消息也匆忙赶来,得知这个消息也只能与他们二人一起再次检查火炮,小心挑选其他火器了。
皇帝动动嘴,下面跑断腿。
今晚不只是徐光启等人夜不能寐。
皇帝要求在京六品以上官员上书讨论如何开支节流,并且在四日后召集六部以及阁臣商讨。此事一经传出,就引起轩然大波。在京的大小官员也三两聚在一起讨论此事。
收支之事一直是欲有作为的官员一直关心的,特别是自萨尔浒之战后,朝廷为了应对辽东战事,万历四十六年到到四十八年止,全国除贵州等少数地区外,平均每亩土地加征银九厘,计五百二十万零六十二两的辽饷。就许多朝官们极其诟病。
历来加征税赋的都会被认为压榨民力,许多官员自誉为“为天下计”,自然对此十分不耻。因此许多言官对当时的首辅方从哲多有怨恨,认为他是奸臣。
现在才征收三年没到,朝廷的财政又很快捉襟见肘了。
九边饷银年年都有拖欠,辽饷越来越不够了,估计这样下去,京城百官的的俸禄都发不出来了,他们自然甚是担心。
那怎么解决,如何开源节流,既然皇上都问了,他们也想提出自己的见解。
于是从下午开始,从六部堂官、言官御史、各司衙门的官吏甚至勋贵们都在讨论。各种势力也开始鼓动官员上书,深怕自己挨一刀。
有人建议继续加征辽饷从九厘提高到一分二厘,此言一出马上就有人反对,说不能再征收了,应该并征及榷关、行盐及其他杂项银两这样会好点;
还有人建议应该打击私盐,说现在私盐横行,浙江之杭、嘉、湖、宁、绍,南直隶之苏、松、常、镇、应天、淮扬者,然此十二州,无一人食官盐,如果严禁私盐,便可增收十倍。
浙党、勋贵勋贵一听立马就不干了,贩盐的利润如此之高,背后都是有勋贵、皇亲国戚撑腰,谁想要自己收入减少。
于是就有人说应该榷茶。
明初朝廷就在川陕和南直隶实行茶叶专卖,明初南直隶一地榷茶收入就相当于六十八万两银子,但收到是宝钞,后来由于宝钞贬成废纸,这六十八万两收入也白白损失,国家分毫之利都得不到。
为此他们还搬出了杨士奇的“茶法论”,说建议效仿朱元璋杀欧驸马之事,对走私茶叶者重加惩处。
每个省派能臣一个人,专门负责此事,那么每年收入,岂止数百万,并且这种事对百姓也没有太大危害,百姓买不起茶叶就少喝茶即可,主要是收富人的茶税,百利而无一害。
有了榷茶的言论,很快就有了榷酒的言论。
说从汉代以来都有榷酒,其中宋代尤其重视,唯独到了本朝就放开了,这完全不应该呀。
为此还拿出宋代的例子,说宋皇佑间每年榷酒的收入就有一千四百九十八万六千余贯。这么多的钱朝廷就白白浪费了。朝廷就应该专门设官负责此事,一年下来估计又不下数百万收入了。
由于皇帝让六品以上官员都可以进言,这让许多底层官员看到了机会,看着榷酒、榷盐、榷茶的言论出现,各个官员纷纷查找史书,以史为鉴,看看能不能找出更多赚钱的法子来。
很快就有人把目光投到市舶司,他们发现唐宋没有海禁,在广州、泉州等地设立市舶司,每年税赋都有百万。但大明自隆庆开关以来,市舶司的收入极少。
因此便有人提出,大明自隆庆开关以来,海上贸易远不止设立市舶司的广东、福建两省。其中浙江、南直隶也多有出海经商者,但却没有设置市舶司。
同时福建、广东征收的市舶税,税额极低,国家所得也只有百分之一。出海征税按所谓常例,随意交纳,回船时更全凭吏员自己私意索取。
利润都归下面的官吏了,与其利归于下,管理失控,还不如设定规范统一的征税定额标准,国家获利更多。
于是就有人马上建议在浙江定海、笮浦(乍浦),南直隶浏河、海门这些繁荣的海外贸易港口派驻官员,增设海关征税。不仅如此,还应选择一个“重望大臣”,作为海外贸易管理征税的总负责。
甚至还给出了收税措施,比如船只出港口的时候,根据量船之大小让他们交纳税额,还可以像内地的钞关之税一样,根据货物的的价值收税。不仅如此,还要进港口的税,不要太多,十分之二就行了,这个税并不重。
“盖通番之利不重,则人不往。太重则人兢往。滨海之民,既专其利,四方不逞之徒又从而慕之。故税其出,税其入,不为苛。”
此等言论越来愈多,还有人提出应该屯田、开矿、铸币等等措施。
随着信息发酵,也让那些既得利益者们越发坐不稳了,纷纷鼓动上书说不能与民争利,不得压榨百姓商人,更有甚至直接提出皇帝不能这么爱财贪婪,不能学习神宗。
朱由校对此毫不在意,他就是要让下面讨论,慢慢发酵,都上书,水搞得越浑越好,并且为了扩大四天后的朝议的影响,他还做了一件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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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是在皇城行大炮试射一事,被东林知道了,怕也很难为他说情了,这样他的老师必成为众矢之的。
但皇帝这么说了,也不能不做,只能宽慰道:
“老师也不必担忧,福兮祸所伏,祸兮福所倚。这次虽会被朝官有所非议。
但我们新铸的大炮品质精粮,试射绝对没有问题,到时候皇上在一高兴,必定会有所赏赐,让我们继续研发,这也是好的。”
徐光启自然明白这一道理,他们两个这段时间制作大炮,对其质量那是心里有底的。
但皇帝还要看看其他火器,火铳、佛郎机炮等火器的质量他却不敢保证。
事到如今,也只能对这些火器精挑细选,期望不要出事了。
这时军器局主事宗承旨收到徐光启回来的消息也匆忙赶来,得知这个消息也只能与他们二人一起再次检查火炮,小心挑选其他火器了。
皇帝动动嘴,下面跑断腿。
今晚不只是徐光启等人夜不能寐。
皇帝要求在京六品以上官员上书讨论如何开支节流,并且在四日后召集六部以及阁臣商讨。此事一经传出,就引起轩然大波。在京的大小官员也三两聚在一起讨论此事。
收支之事一直是欲有作为的官员一直关心的,特别是自萨尔浒之战后,朝廷为了应对辽东战事,万历四十六年到到四十八年止,全国除贵州等少数地区外,平均每亩土地加征银九厘,计五百二十万零六十二两的辽饷。就许多朝官们极其诟病。
历来加征税赋的都会被认为压榨民力,许多官员自誉为“为天下计”,自然对此十分不耻。因此许多言官对当时的首辅方从哲多有怨恨,认为他是奸臣。
现在才征收三年没到,朝廷的财政又很快捉襟见肘了。
九边饷银年年都有拖欠,辽饷越来越不够了,估计这样下去,京城百官的的俸禄都发不出来了,他们自然甚是担心。
那怎么解决,如何开源节流,既然皇上都问了,他们也想提出自己的见解。
于是从下午开始,从六部堂官、言官御史、各司衙门的官吏甚至勋贵们都在讨论。各种势力也开始鼓动官员上书,深怕自己挨一刀。
有人建议继续加征辽饷从九厘提高到一分二厘,此言一出马上就有人反对,说不能再征收了,应该并征及榷关、行盐及其他杂项银两这样会好点;
还有人建议应该打击私盐,说现在私盐横行,浙江之杭、嘉、湖、宁、绍,南直隶之苏、松、常、镇、应天、淮扬者,然此十二州,无一人食官盐,如果严禁私盐,便可增收十倍。
浙党、勋贵勋贵一听立马就不干了,贩盐的利润如此之高,背后都是有勋贵、皇亲国戚撑腰,谁想要自己收入减少。
于是就有人说应该榷茶。
明初朝廷就在川陕和南直隶实行茶叶专卖,明初南直隶一地榷茶收入就相当于六十八万两银子,但收到是宝钞,后来由于宝钞贬成废纸,这六十八万两收入也白白损失,国家分毫之利都得不到。
为此他们还搬出了杨士奇的“茶法论”,说建议效仿朱元璋杀欧驸马之事,对走私茶叶者重加惩处。
每个省派能臣一个人,专门负责此事,那么每年收入,岂止数百万,并且这种事对百姓也没有太大危害,百姓买不起茶叶就少喝茶即可,主要是收富人的茶税,百利而无一害。
有了榷茶的言论,很快就有了榷酒的言论。
说从汉代以来都有榷酒,其中宋代尤其重视,唯独到了本朝就放开了,这完全不应该呀。
为此还拿出宋代的例子,说宋皇佑间每年榷酒的收入就有一千四百九十八万六千余贯。这么多的钱朝廷就白白浪费了。朝廷就应该专门设官负责此事,一年下来估计又不下数百万收入了。
由于皇帝让六品以上官员都可以进言,这让许多底层官员看到了机会,看着榷酒、榷盐、榷茶的言论出现,各个官员纷纷查找史书,以史为鉴,看看能不能找出更多赚钱的法子来。
很快就有人把目光投到市舶司,他们发现唐宋没有海禁,在广州、泉州等地设立市舶司,每年税赋都有百万。但大明自隆庆开关以来,市舶司的收入极少。
因此便有人提出,大明自隆庆开关以来,海上贸易远不止设立市舶司的广东、福建两省。其中浙江、南直隶也多有出海经商者,但却没有设置市舶司。
同时福建、广东征收的市舶税,税额极低,国家所得也只有百分之一。出海征税按所谓常例,随意交纳,回船时更全凭吏员自己私意索取。
利润都归下面的官吏了,与其利归于下,管理失控,还不如设定规范统一的征税定额标准,国家获利更多。
于是就有人马上建议在浙江定海、笮浦(乍浦),南直隶浏河、海门这些繁荣的海外贸易港口派驻官员,增设海关征税。不仅如此,还应选择一个“重望大臣”,作为海外贸易管理征税的总负责。
甚至还给出了收税措施,比如船只出港口的时候,根据量船之大小让他们交纳税额,还可以像内地的钞关之税一样,根据货物的的价值收税。不仅如此,还要进港口的税,不要太多,十分之二就行了,这个税并不重。
“盖通番之利不重,则人不往。太重则人兢往。滨海之民,既专其利,四方不逞之徒又从而慕之。故税其出,税其入,不为苛。”
此等言论越来愈多,还有人提出应该屯田、开矿、铸币等等措施。
随着信息发酵,也让那些既得利益者们越发坐不稳了,纷纷鼓动上书说不能与民争利,不得压榨百姓商人,更有甚至直接提出皇帝不能这么爱财贪婪,不能学习神宗。
朱由校对此毫不在意,他就是要让下面讨论,慢慢发酵,都上书,水搞得越浑越好,并且为了扩大四天后的朝议的影响,他还做了一件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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